讲座嘉宾：黄大慧，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平台首席专家。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执行编委（主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学术委员等。曾留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历任日本立教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神户大学特聘教授等职。研究领域包括亚太地区安全、中国周边外交、日本问题研究等。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地区形势演变及中国亚太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外交方略研究》等。著有《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中日复交政治过程分析》《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等。主编“当代东亚与中国”、“东亚合作论坛”等丛书。另有译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值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80周年之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精心策划推出“努力构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第二届日本学研究智库大讲堂系列讲座，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维度解读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第五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从国际比较视角深入解读1978年以来日本人对华认知的演变、特点及其原因。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友好‘根基在民间’，要夯实中日关系社会和民意基础。”双边关系由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构成，既有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也有两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与影响，不可分割。从政府层面看，中日关系改善主要是通过首脑外交引领和推动的；从社会层面来看，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还很薄弱。

 一、历史上日本的中国观。在古代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对中国普遍怀有尊崇之情与敬畏之心。近代以后，日本人对华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其中国观发生了彻底改变。二战结束后很长一个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长时间受冷战对抗思维，实施对华遏制政策的影响，大多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且偏重于从政治经济关系视角看待中日关系。

二、中日关系三个“二十年”与日本对华认知。（一）中日关系“蜜月期”（1972-1992）。该时期，中日关系基调是“友好与合作”，日本人的对华认知颇为正面。原因主要有：中日政治关系良好、经济互补性强，日本实施积极对华政策；美国主导的“联华御苏”等因素促进。（二）中日关系“摩擦期”（“过渡期”）（1992-2012）。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基调过渡到“合作与竞争”，日本人的对华认识逐步转向负面，对华“不亲近感”反超“亲近感”。主要影响因素有：以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为代表的历史问题、“意识形态终结”等。（三）中日关系“对抗期？”（2012-今）。2012年之后，中日关系基调进一步过渡到“竞争与合作”，日本公众对华认识更加负面，对华感情持续恶化，降到历史最低点。主要由以钓鱼岛争端为导火索的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战略竞争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

三、日本对华认知的两个“逻辑”。（一）历史问题上的认知逻辑。日本认为“中国长期推行以反日教育为主的爱国主义教育，才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而实际上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才是导致中国民族主义被动反应的症结。（二）基于“实力改变现状”的认知逻辑。2010年，在中日国力逆转的冲击下，日本对华认知中的的“中国机遇论”彻底被“中国威胁论”取代，并导致日本对华感情发生逆转，且日本对华舆论从分裂趋向一致。

四、从国际比较视角看日本的对华认知。（一）美国仍然是日本人最亲近的国家。日美两国诸多因素复杂的交织，造成了日本民众亲美为主、反美为次的观感。（二）日本人对韩国认识起伏较大。慰安妇、劳工等历史问题、独岛/竹岛领土争端等问题及日本民众的“日强韩弱”的“历史优越感”使然。（三）日本人的对俄感情长期处于“低空飞行”状态。主要由战争记忆及两国在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的争端所致。 

综上所述，过去几十年，日本对华认知每况愈下，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善日本公众对华认知的民意基础任重道远，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2022年是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五十年前两国领导人顺应时代潮流，突破层层阻力，恢复双方邦交正常化，未来五十年也应不忘初心，面向未来，发挥两国领导人的塑造引领作用，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